人死后会去哪里?有一群人拒绝「入土为安」

资讯日期:2021-09-15 18:57



自古以来,留个全尸、入土为安,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人生在世最后的执念。


然而,有一群人,他们选择将沉眠的身体作为一份礼物,赠与医学事业。他们放弃死后完整的身体,捐献遗体以供医学教学。


这群遗体捐献者被尊称作「大体老师」,他们是医学生的第一个手术「患者」,也是医学界的「无言良师」。


以下是关于「大体老师」的故事。





解剖台上,躺着解剖学老师



今年 53 岁的高艳教授,是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的主任。


人生行至当前,她超过一半的时光都根植在解剖学教育与研究之间。 



三十年来,她迎来送往了无数莘莘学子。解剖学,对于一名医学生而言,是基础中的基础学科。很多院校都将「系统解剖学」甚至是「局部解剖学」这门课安排在本科教育的第一个学期。



医学「第一课」

图片来源:高艳提供



高艳谈起自己第一次与大体老师见面的那节课,坦言自己当时年龄小,胆子也不大,见到大体老师的第一面难免还是有一些心理障碍。


「福尔马林的味道很冲,熏得眼睛睁不开,直掉眼泪,带几层口罩都挡不住。」 


「课桌里躺着大体老师,课桌旁站着的是我。周围是特殊的刺激气味,我手中拿着的是笔和刀。」


每一年,当新一批的学生与大体老师初相见,都会有人出现或轻或重的反应。但这是叩响医学之门的第一步,是拿起手术刀最坚实的奠基。 


「日后想成为一名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从萌生理想到照进现实,大体老师这一关是一道每个医学人都必须迈得过去的坎。」 


「没有大体老师,就没有解剖学。」高艳经常这样告诉她的学生。感恩大体老师,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被写进了她所任教的课程的大纲里。



医学生向大体捐赠者献花

图片来源:高艳提供



她解释道,医学是一门实操性很强的学科。随着科技的进步,塑化、虚拟、3D、全息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医学教育,但是这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替代「大体老师」的重要作用。


「只有真刀真枪地练习,才能掌握炉火纯青的高超技巧,这是一位医生立身立业的基础。」





一个家庭的莫大善意



2012 年 2 月,林惠宗永远失去了自己相濡半生的妻子[1]。根据夫妻二人共同签署的意向书,妻子徐玉娥的遗体将作为一位「大体老师」,捐献给中国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



医学「第一课」从嘉义到辅大医院驾车单程超 3 小时 

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从林家居住的中国台湾嘉义市到辅大医院,一趟来回,驾车需要超过 6 个半小时的跋涉。


林家的儿女不理解,为何要将母亲的遗体捐赠到这样远的地方。


在捐赠之初,面对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林惠宗和妻子就坦陈「看哪一家需要,哪一家(大体老师)比较少」,就把他们分配到何处。 


从一具刚刚逝去的躯体到一位大体老师,需要经历至少 2 年时光的洗礼与沉淀。经过福尔马林的浸泡、一系列精而又细的防腐处理,凝结着无数心血与汗泪,满溢着祝福与期盼的它们终被馈赠给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学子。 


「就像是种水果,还要等熟成。」 


在等待妻子成为大体老师的近 3 年里,身为游泳教练的林惠宗,每一两个月就要凑着工作的闲余,开车迢迢北上,去到辅大医院,跟她相见。


这样的相见,注定沉重又缠绵。


有的时候,他只是看着妻子,不太讲什么话。23 载的婚姻里,热闹有之,静默有之,争吵有之,和乐有之,这样无言的相处似乎也并不罕见。


有的时候他絮絮叨叨同她唠着,她遗憾缺席的生活里儿女和自己温柔琐碎的片段。家里的一切都好,儿子要是听话去考消防就好啦。你或许不在了,或许还在,我们都很想念你。


然而,这一次,林惠宗再也无法勉力维持着自己强装释然冷静的面具。


徐玉娥作为大体老师,下个星期就要被送上解剖台,这或许是林惠宗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面对一个「完整的」妻子。


「老婆,你现在是储备老师,以后要去哪里……」


或是隔着一层非透明的特制塑料布,或是眼里不知何时又蒸腾起一层水汽,妻子的脸看起来格外得模糊。林惠宗一遍又一遍地轻抚着、摩挲着,哽咽、叹息、哭哭笑笑,如同孩提。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高校,亲属也被允许在大体制作期间对逝者进行探视。但可能是出于对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护、也顾虑到家属情绪的安抚与恢复,加之人力物力资源的限制,一般真正成行的探视只是寥寥。 


「我从业近三十年了,还真没遇到过家属主动来看的。可能是也觉得这有点残忍,毕竟经过处理过后的标本,跟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没有办法一样,那这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对家属的一种保护吧,我常跟他们说,人去了就是去了,他一生的使命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家属要学会放下,要往前看。」 


「我觉得有部分学校不允许家属探视可能也是这个考虑。毕竟来到现场,看学生解剖自己的亲人,对家属、对学生都是一种心理压力。」一位资深的解剖学教师这样说道。


中国台湾的林玉娥作为「储备老师」的这两年多,她的离开,仿佛被摁下了暂停键。对于整个林家而言,这是一种相当割裂的伤痛。


她的告别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丧葬仪式,没有亲朋吊唁,没有骨灰和墓地。


她的身体经由复杂精密的人工处理,却被「完整」地留了下来。但是,皮肤因防腐变得黯淡,一种失去生机的灰。面对这样的她,女儿林映汝不忍回忆,「我宁愿相信躺在那里的这个人不是我的妈妈。」 


理智的、感性的,无数的证据都在表明,徐玉娥已经永远地与这个世界作别。但她的肉身被暂时留下了,却也在马不停蹄地以大体老师的身份进入一个新的延续。


无论如何,林惠宗和他的儿女都必须要接受徐玉娥的生命这一事实。


她的离去被残忍地肢解成漫长的两段。一开始,她的魂灵离开她的身体,忘却病的疼痛,向上获得解脱;两年后的某一天,她的肉身即将被支离、后又将化为灰烬。


很难说这个过程是会消殆掉那些尖锐的分别,还是说,亲人的疼痛和遗憾被逐日逐日地放大、拉长、延展或扭曲成古怪的形状。但他们总有一天要接受,她的第二次离开。 


成为大体老师,是单个人对世界播散的善意和热忱。这个决定背后,也是一整个家庭的挣扎与成全。因为爱的苦痛,因为爱的辗转,也因为爱,所以妥协。 


如今我国的人体捐赠实践中,不仅需要捐赠者本人向当地红十字会进行相关申请,更要在其逝世后,得到成年的全部直系亲属之同意。子女、父母、配偶,但凡有一人表达出相左的意见,捐赠的行为就要终止。 


这是一群人,灌注了无数深情后,共同成就起的莫大善举。这是一家人,献给医学和人类的礼物。





遗体捐赠的两难



目前,大陆地区进行人体捐赠意愿登记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0.01%,而最后实际达成捐赠的人数仅是其间的 4~20%[2]


而在现实的遗体捐赠工作中,这一数字的背后,是一道又一道难解的题。


景朋老师,是一名来自首都医科大的大体标本制作技师。2017 年底,上一位负责遗体捐献工作的老师退休后,他便正式开始承担起接收遗体捐赠的任务。


一切的善意,都要从捐献者签署的一份捐赠意愿书开始。



志愿登记电子表

图片来源: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管理系统



景朋坦言,经常会有捐献意愿特别强烈的人登门,他们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捐献立场,态度慨然,言辞间满是坚定。但当景朋问起,您的家人对捐赠遗体这件事怎么看之时,往往获得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这时,景朋就懂了,「这绝大部分都是家属没有同意,或者知道自己说了,家属大概率上是不会同意的。」 


有时被情绪激动的意向捐赠者问起,「明明是我自己的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做主?」景朋也有点语塞,「我们也很无奈,遗体捐赠是一家人相互理解与支持的事情。不是说只需当事人同意,这件事就能顺利推进。」 


「我也很想极力促成每一具遗体的捐赠,这是我们每个从事这门工作的人共同的愿望,但是家属的意愿和配合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景朋眼中的遗体捐献具有相当的随机性,「不确定的因素确实是太多了。」 


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有一开始家属已经打电话过来明确表示要捐献遗体的,运输遗体的车都联系好了,第二天家属又要求取消,捐赠只能遗憾终止;还有妻子和儿子都同意了,孙女接受不了自己的爷爷以这种方式离开,不同意捐赠,那也只得作罢。 


经历过太多次的「无疾而终」与不了了之,所以每一次的成全都变得格外珍贵和动人。



纪念碑前默哀沉思的学生

图片来源:司银楚提供



经过艰难的沟通、协调,逝者的遗体终被运送到首医,接下来就到了大体标本的制作。 


处理的第一步,是对新鲜的尸身进行灌注。将甲醛灌注进身体的各个血管,改变蛋白质的结构,这使得大体标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固定,并延长其保存时间以满足教学使用。 


灌注一般持续 2~3 天,也有比较顺利的情况,1 天就能得到极好的灌注效果。灌注的时间长短一般取决于每一位大体老师自身的身体状态。 


灌注,是一门精细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实操才能达到熟练的境地。 


「教材里列出的那些血管示意图,只是最普遍的情况。千人千面,具体到每个个体都会产生程度不等的『变异』,没有人会一板一眼按照教材上长得那么标准。」 


「每一根血管的位置、每一次给液的深浅,甚至是每一组比邻关系的确定,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地摸索,都是积累出来的经验。」 


就这样,完成灌注后,大体标本便进入冷柜冷藏保存。如果对质量要求更高的话,必要时可以采取保存液保存的方法。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 1~2 年的沉淀,灌注液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体内吸收。在保存的过程中也要时时刻刻注意仪器的正常运转。 


说起标本的保存,景朋颇为感慨。2010 年以前,首医都是用福尔马林池对大体标本进行浸泡,使用时再启用人工打捞。这种处理方式有很多的弊端。 


一来,福尔马林的味道极具刺激性。即便用盖子将浸泡池盖住,长时间开窗、排风换气系统始终工作,室内仍有大量的气体挥发出来。远超我国对甲醛生产车间空气中 0.5mg/M³ 的规定。而这种情况对师生的身体状况都有很大的损伤,很多教解剖学或者从事相关事业的老同事,都落下了慢性咽炎的老毛病。 


二来,人工打捞尸体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如果打捞人员在操作中不慎跌入池中,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3]。 


那时的解剖学的作业环境可堪艰苦,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叫苦不迭的时刻,都盼着说什么时候,咱这一行也能换个模样。 


好在,如今很多的院校都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纷纷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首先换掉了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甲醛保存液,转而选择无色透明的无味保存液。而泡尸池也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变成了操作成本更低、管理科学化程度更高的冷藏柜。 


这些种种,不仅改善了师生们的教学环境,也提高了大体老师们的保存精密度,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善待。





生命最后的余温



一具具安静陈列着的大体,在世的时候漂亮、光鲜,或是坎坷、蹉磨,皆为过往,这是身前事。他们或许曾被命运眷顾宽宥,或许也曾遭生活的捉弄玩笑。当选择将自己的身体捐献于医学研究,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这其中不乏许多医疗界的先贤和领路人,以己身赠慷慨礼,全大爱育精诚医。 


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在谈及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大体捐赠中,提到了他的老会长——唐军民。 


唐老会长的一生都奔走在促成遗体捐献的路上。网络上没有留下唐会长太多直接的记录,但是他却频频出现在遗体捐赠者的采访中。 


「联系到了当时负责捐赠工作的唐军民……」 


「唐军民会长告诉我……」 


「唐会长的回答打消了我的顾虑。」 


这位为医学奉献了一生的医者,也是北京志愿捐献遗体工作的组织者和见证者。在他身后,他最后一次践行并成全了自己为之奔走一生的事业——其逝后,毅然捐出了自己的身体。 


为之掌灯的又何止唐会长一人。 


著名儿科医学教育家、新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亚美院士,她溘然长逝后,将遗体捐赠给自己燃烧一生的医学事业。 


而就在今年的 4 月底,年仅 31 岁的年轻医生储昌安,与世界挥别之前,决定将自己的身体捐赠回母校。从走入社会到再次回归校园,还不足 6 年的时间。 


「倘若我的命运不堪,无法挽救生命,还希望为医学贡献自己最后的余温。」 


吾身死而吾道不孤,这些师长前辈们的接力棒,就这样传递下来。殷殷嘱托、谆谆叮咛,无言藏匿其间。生命燃烧殆尽前,用最后的炽热温暖千万后来者,也成为照亮现代医学踽踽独行的灯塔。 


关于大体老师,流传着这样一句叮咛,「我宁愿你在我身上试错千刀,也不愿你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 


我们都知道,进步建立在不断的试错之上。然而,成为医生,面对的是病人,是生命,一个个的,活生生的。 


那该如何?只能在一位位大体老师身上寻找到答案。



医学生悼念感恩大体老师

图片来源:高艳提供



遗体捐赠是一件利在千秋、影响深远的功业。从医学生成为医生,医生执业的一生,大体老师们始终在为我们驱散迷惘。 


在北京的朝阳区,有一座名叫长青园的墓园。2004 年 3 月 31 日,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和北京解剖学会发起的志愿捐献遗体「生命」纪念碑,在这里举行了揭幕仪式。



「生命」纪念碑

图片来源:高艳提供



碑上纪念着北京所有无偿捐赠遗体者的姓名。因为一开始就同家属协商妥当,如若没有特殊的需要,所有志愿捐赠者的骨灰都交由学校一并处理,他们留给亲人的,只剩下碑上镌着的名字。 


一般当年捐赠者的名字都会在次年 3 月底之前完成镌刻,以便亲友在逝者离去后的第一个清明寄托怀念与哀思。 


北京现有具备遗体接收资格的三家遗体接受点,协和、北医和首医。近些年来遗体捐赠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好,每年的遗体捐赠量大致能够满足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据高艳教授介绍,协和因为学生数量和遗体资源充裕度的问题能够做到平均每 4 名学生配备 1 位大体老师以供他们学习。而这一数字在北医是 8~10 名,首医则是 10~12 名。 


谈及此,景朋老师也有同感。据他回忆,在 90 年代到零几年的时候,捐献工作刚刚起步,攒着好几年捐献者的名字,才能刻满一整面碑。而近几年,每年需要镌刻的名字都要占满整整一大块碑面,甚至一块都刻不下,需要准备第二块。 


宝贵的遗体资源,并不是平均分布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幽深的内陆、偏远的山区,志愿捐赠遗体的人,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得多。5 个月前,昆明市呈贡区才出现了第一例志愿捐献遗体登记[4]。 


这条路还很长,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努力。 


据司银楚教授的介绍,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通常是三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来自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解剖学会的代表、遗体捐赠者家属代表以及北京各大高校医学院的师生们都会齐聚长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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